克拉克勋爵的逝世引起了国际关注。正如迈克尔 • 利维所指出的：“很少有艺术史家——总的来说很少有学者——能指望他们的死能像克拉克那样吸引国际媒体的关注。”仅在欧洲，从苏黎世到马德里，经阿姆斯特丹、罗马和巴黎，报纸都联合起来报道这一事件：Kenneth Clark gestorben（德文：肯尼斯 • 克拉克去世）……falleció el critic de arte（西班牙语：艺术评论家去世）……Kunsthistoricus overleden（荷兰语：艺术史家去世）……è morto（意大利语：逝世）……la mort de Kenneth Clark（法文：肯尼斯 • 克拉克的逝世）。”讣告很长且充满敬意。约翰 • 拉塞尔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很有代表性：他把克拉克誉为是英国文化生活中的杰出人物，也是他那一代人中最有天赋的艺术史家。只有列维的讣告深入到表面之下，试图探究这个人在所有矛盾中的复杂性，回顾了“对某些人来说，每一次与克拉克的见面似乎都像是第一次见面。和谐融洽是一种不确定的品质，永远不能被假设，更不能被保证。” 在听到克拉克去世的消息后，詹姆斯 • 利斯-米尔恩在他的日记中也提到了同样的令人难以捉摸的品质：“我一直认为他是我们这一代中最伟大的人。我从来没有和他很亲密。很少有男人能做到这一点。他不关心男人，却非常喜欢女人。他是一个高傲、冷漠的人，但带着温和友善的态度，让人感到不自在。但是每当他赞美的时候，人们就会觉得是全能的上帝亲自赐予的祝福。”
1983年10月13日，这场史无前例长达一个半小时的追悼会在皮卡迪利圣雅各教堂举行，克拉克以前经常从奥尔巴尼穿过街道到这里寻求慰藉。约翰 • 斯帕罗读了培根的文章《论读书》，艾伦 • 克拉克读了约翰 • 多恩的《祈祷》；令人惊讶的是，没有罗斯金的内容。耶胡迪 • 梅纽因演奏了巴赫D小调组曲中的恰空舞曲。约翰 • 波普-轩尼诗发表了一个相当正式的演说；他说，克拉克实用主义的面具背后“不完全是一个艺术家，而是一个以艺术家对作品意图和语境的理解来看待艺术作品的人。” 听着波普-轩尼诗对克拉克作品的庄严朗诵，罗伊 • 斯特朗想知道“在审判日，上帝是否会变成一个艺术史家，根据一个人在《伯灵顿杂志》上的文章质量，来决定是让我们复活还是被遗忘”。
也许，追悼会中缺少的是克拉克自己的声音。艾伦在日记中描述了这一天：“我父亲的追悼会很奇怪。一个杂乱无章的集合。应得的惩罚，因为他自己从来没有去过任何人的葬礼…我用一种非常清晰而讽刺的声音读了一段祈祷文，试图传达他们都是一场雨，尤其是诺文。当然，如果你死于衰老，而非被神带走，来出席仪式的人是完全不同的。” 罗伊 • 斯特朗对在场的人如此之少感到震惊，并注意到其他一些遗漏：“根本没有提到简，没有让人感受到这个人最内在的温暖、魅力和气质……离场时，乔克 • 默里邀请我们到他那里喝茶，我们拒绝了。我们和那些穿着陈旧的黑色衣服的当权人士一样，在大雨中匆匆离去。”
克拉克的遗嘱于1984年3月13日被证实。艾伦和科莉特是遗嘱执行人，而他的文学遗嘱执行人是乔克 • 默里和玛吉 • 汉伯里。花园房和里面剩下的东西不出所料都归了科莉特所有。三个孩子分享了剩余的遗产，除了给孙辈和员工的特定遗赠外。珍妮特 • 斯通得到戴维 • 琼斯的水彩画《佩特拉》，诺文得到4万英镑，伦纳德 • 林德利和他的妻子得到8000英镑。阿什莫林博物馆得到了乔瓦尼 • 贝利尼的《圣母与圣子》（Virgin and Child），大英博物馆得到了亨利 • 摩尔的素描，孩子们享有其终身所有权。被认证的遗嘱上的数字是5,315,157英镑，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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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的一天，艾伦 • 克拉克在萨德伍德的一张桌子里偶然发现了“我父亲四五十年代的旧日志。无休止的‘会议’填满了一天。公务员进进出出。午餐。和我自己的节凑没有区别。这一切有什么意义？ 没有什么可以向人展示的。人们只会记住他的著作和他对学术的贡献。他的公众生活完全是在浪费时间。” 当时和现在一样，我们很少有人能认识到肯尼斯 • 克拉克在委员会的工作是如何构成了一种隐形的遗产，凭借这种遗产，艺术已经成为了这个国家的生活和成功的自然组成部分，并得到政府的财政支持。这种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情况，但在克拉克担任CEMA、科文特花园或国家剧院委员会成员的日子里，似乎是一个非常不确定的结果。他对众多机构的形成产生了无可比拟的影响，而这些机构为公众提供了更多接触艺术、戏剧、歌剧和设计的机会——唯一只有梅纳德 • 凯恩斯能与他相提并论。如果说他在温彻斯特第一次学到了为公众服务的责任，那么克拉克务实而出色地利用了战争、新技术和电视所提供的机会，让艺术作品更接近公众，为他们打开了视野。他在战时对国家美术馆的杰出领导与他在信息部遭遇的挫败感并不一致，但他在那时获得的经验以及他参与的新生组织，都为后来的一切奠定了基础；他之后在独立电视台的工作本身就构成了一个杰出的职业生涯。
克拉克的成功部分源于他将牛津和剑桥、布卢姆斯伯里、汉普斯特德和白厅连接在一起的能力——他在学术、创造力和权力的世界中找到了独特的平衡。直到1960年代，他都是他那个时代的缩影，完美地表现了诺埃尔 • 安南所称的“我们的时代”的时代精神，他认同后者的自由主义价值观。然而，他从来都是不可预测的，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不断对他在各种问题上采取的方法路线感到惊讶。但是，他思想背后的价值观是一致的，而且始终是鲍勒式的价值观。克拉克可能不会问自己“莫里斯会怎么做？”，但这个问题却无意识地影响了他的思考： 鲍勒始终是他的灯塔和向导。在理解克拉克对生活的态度和方法时，必须要考虑到蒙蒂 • 伦德尔的骑士精神，鲍勒的自由思想的反传统文评主张，弗莱的热情以及贝伦森的领域范围。在他的自传中，他引用了E.M.福斯特的“只有连接”，但在现实中，他发现这在现实中很难做到，不仅是因为他在行动和沉思之间的摇摆，还因为他高度分割的私人生活。他更成功地在艺术中找到了统一性。
当格雷厄姆 • 萨瑟兰告诉约翰 • 斯帕罗，他觉得自己并不真正了解克拉克时，斯帕罗回答说：“我们都不了解。”他生活中的这种脱离的模式总会把我们带回到萨德本的那个小男孩，当其他孩子离开时，他如释重负地关上门，回到他自己的私人世界。参与伴随着他的责任感而来；而脱离是他回到思考和工作中去的方式——没有人比他工作得更努力、更长久。正如他对珍妮特 • 斯通所说的：“行动是最健康的药物，我害怕不作为所带来的各种形式的忧郁症。” 他的许多女友都对此表示遗憾，其中一位记得：“他在那种情绪下很可怕，就像一列从站台飞驰而过的火车。” 他常常在别人面前显得冷酷无情，这使他自己也感到困惑。如果能在一个地方看到这张面具背后的一切，那就是在给珍妮特 • 斯通的信中，这些信是最能揭示他思想的窗口。
也许最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他不断重复提到的失败。他真的这样看待自己的成就吗？也许失望更贴切一些——他知道自己的价值，但可以坦率地承认自己的局限性。他在牛津大学没能获得一等学位，这让他第一次意识到了自己的局限性，尽管我们并不能确定这是否对他产生了长期的影响。除了完成他关于《母题》的写作以外，我们很难看到他还期望获得更多什么成就。他之所以声称自己失败，部分原因在于他自嘲式的宏大态度，但同样也源于他衰老的过程和人生的悲剧感。他感到最沉重的是在私人生活中让人失望的感觉，和他自身在某种程度上的道德缺陷——他的父母对他造成的相互矛盾的影响。在有一个问题上，他知道自己是无可指责的：对艺术家的支持。他总是喜欢把自己看作是一个艺术家，而他的使命不是绘画，而是支持和书写他的对象。对艺术家的尊敬和耐心，还有他对亨利 • 摩尔和格雷厄姆 • 萨瑟兰的终身支持，以及他在战争艺术家咨询委员会的工作，都是他最典型的特征之一。通过他的公开演讲，克拉克确实与艺术家们保持着关联。
肯尼斯 • 克拉克希望希望得到怎样的评价？他会同意福楼拜的观点：“ L’homme c’est rien, l’oeuvre c’est tout.（人是渺小的，作品才是一切。）”尽管他有许多崇拜者，但他没有学生，也没有留下任何艺术史学派。他既没有全面的哲学观点，也没有新的方法论让他成为像瓦尔堡或贡布里希那样的伟大艺术史家。他的方法是一种具有高度个人化元素的特殊组合。克拉克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漫长阴影下长大，他把佩特和罗斯金置于他知识神殿的中心。他很自然地进入了爱德华时代和贝伦森时代的鉴赏圈，同时又吸收了布鲁姆斯伯里派和罗杰 • 弗莱的一些东西；他对日耳曼艺术史的发现是酝酿的最后一个元素。在完成温莎图录之后，他从未试图成为一名限于档案研究的艺术史家，他对写作的热爱使他放弃了将毕生精力投入到贝伦森模式的鉴赏工作。在《文明》的前言中，他坦言：“我无法区分思想和感觉。”克拉克对艺术总是非常敏感，在这方面和其他许多方面，他都追随着罗斯金。* 再次像罗斯金以及佩特一样，他的作品提醒我们，艺术史可以写得很优美，而克拉克也逐渐将自己定义为一个作家。所有他最好的特质都在《裸体艺术》一书中得到了令人钦佩的展示。对于艺术史的专业领域来说，这是克拉克最出色的作品，他的知识和对艺术作品的热情渗透进了他引人入胜的概括归纳中。在他自己的书中，他最喜欢的是《裸体艺术》、《今日罗斯金》和《皮耶罗 • 德拉 • 弗朗西斯卡》。
比照罗斯金和弗莱，我们如何评价克拉克？这两位在他们自己的时代都被视为是最权威的书写艺术的英国人物。罗斯金对工业社会的不公正感到震惊，他把自己变成了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之一，大声疾呼反对邪恶——其中也包括丑陋。罗斯金的激情、坚定和信念代表了19世纪的特征，就像克拉克的怀疑、讽刺和超然是20世纪的特征一样。而罗杰 • 弗莱，虽然在今天很少有人阅读他的作品，但他让一代人看到了法国艺术，尤其是塞尚——他是一个改变品味的人，而这种描述不适用于克拉克。这三个人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坚持不懈地想要接触到更广泛的公众。也许罗斯金的作品对艺术和社会的影响更深远，但克拉克却给许多国家机构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而通过电视，他的影响力也远远超出了英国。
归根结底，肯尼斯 • 克拉克是个教育家。正如安妮塔 • 布鲁克纳所说，《文明》是大众教育中最有影响力的事业之一。它有一种罕见的特质，即毫不妥协的严肃性，但又很受欢迎。虽然每个人——甚至是它的批评者——都能看到它满足了一种需求，但没有人预见到有无数年轻人的生活会因此而改变。今天，《文明》被认为是电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代表了一种类型的创造：有作者声音的纪录片系列仍然延伸到我们的时代。还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感觉，那就是应该给予新的一代人机会，让他们像克拉克为早期的一代人所做的那样，构建自己的世界和文化。他的实例至今都影响着BBC的大人物们。*
或许克拉克在他的演讲“艺术与社会”中写下了自己的结语：“我们的希望在于一个不断扩大的社会精英，这个精英群体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受教育的程度各不相同，但他们由一个信念而联结在一起，即非物质的价值可以从可见的事物中被发现……我相信，大多数人真的渴望体验到那种纯粹的、无私的、非物质的满足感，这种满足感会让他们突然喊出“美丽”这个词；既然艺术比其他任何方式能更可靠地带来这种体验，我相信我们这些试图让艺术更容易被接近和理解的人并没有在浪费时间。”